1939年的上海“孤岛”，在如此群敌环伺的恶劣环境中，“意志不坚定者更将趋向歧途”，意志坚定者如郑振铎，也不免陷入了“精神内耗”。
1939年1月，郑振铎在《华美》周刊上发表散文《在腐烂着的人们》，如此刻画因对抗战前途丧失希望而沉沦腐烂的人们：
在腐烂着的人们无目的地在漫游着；他们对于自己没有信任，对于朋友没有信任，对于国家的前途没有信任；他们自己觉得在黑漆漆的长夜漫游着。这漫漫长夜，他们觉得永远不会变为灿烂光明的白昼。……
在腐烂着的人们一窝蜂的在那些腐烂的百货商店，旅舍，戏馆以及酒馆里进进出出。从酒馆里出来的是红红的脸，带着微醺，一支牙签还斜衔在嘴角。给晚上的西北风一吹，更显得酒力的微妙作用；觉得这便是抗抵，这便是争斗。[1]
文章中还说，在腐烂着的人们相信着突现的奇迹。以此，他们相信神道、星相、命运，热衷于看相算命，委身待运。
这篇文章，其实也是郑振铎写给自己的警醒。此年他与妻子高君箴一起沉溺于打麻将，日记中称为“雀戏”“雀战”。
3月19日，在寓晚餐，餐后雀戏至二时许才散，输了近二十元。他在日记中自责：“此种劳民伤财之戏，渐宜戒止也！”
3月28日，郑振铎与徐调孚、周予同到王伯祥家祝贺“伯翁”五十大寿。寿宴后，大家赌了一场，郑振铎负二十余元。第二天与太太同到暨大同事张耀祥家中雀战，至深夜一时许始回，胜约三十余元。
4月5日下午三时，同到张宅雀戏。至夜十一时半许散，负三十余元，“精神已经很疲倦了”。雀战得胜的最高纪录是10月15日，赢了八十余元；输的最高纪录是8月20日的六十余元，这天他再一次发誓不打——“戏无益！”
8月29日，仍在张宅雀戏，胜五十元，还了账上的旧欠。“尚有许多事未做，而耽搁了下来，去从事无益之戏弄。”
9月1日，又是熬夜雀战，又是自责：“有无数的事要做，但都放下了，却去做这不急之务。到底是好整以暇呢？还是糊涂？亟应自省。”
孤岛上的文化人，处于民族家国的道德理想与日常生活压力的紧张拉扯之中，这种张力带来了无时无刻的焦灼与疲倦。越是疲倦，越是逃向“雀戏”；游戏胜负立见的刺激一方面舒缓了焦虑，散场之后，又加重了玩物丧志的负罪感。
《译报》主笔胡仲持的女儿回忆其父在孤岛“低气压”中的高度精神紧张——
物价飞涨而我们家人口又多，加之父亲周围一些没有职业的亲友，经常在我家吃饭，几乎每天开饭两桌。沉重的生活担子，复杂的斗争形势，使我父亲每天睡眠极少，而神经又极度紧张，但仍不停止写作，直至昏厥到神志不清，甚至一反常态，跺着脚高喊：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，跪在《鲁迅全集》的书箱前痛哭。在这样的时候，又是地下党的朋友们的深情关怀，给他以帮助。王任叔等同志像哄孩子一样，教他打牌，做游戏，故意让这个从来不会打牌的人取胜，以放松思想，解除烦恼。[2]
上半年，郑振铎的学术写作陷入停滞状态，他在日记中不断地给自己打气——
2月25日，预备写文一篇，但始终写不出来。
4月30日，整理书箱及写目录。“惜一分阴！”
5月26日，每天胡里胡涂的过去，要写的东西始终没有动笔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5月27日，雀战至十一时半，散，计负六十五元，为年来负得最多的一次。精神颇不愉快！明天一定要动手工作了！至少有一个月以上不曾动过笔墨，似乎过于懒惰与不振作了！应努力，惜寸阴！
6月15日，在家写《风涛》[3]，好久不曾动笔，觉得很吃力！
7月2日，心里和天色一样的阴晦。有许多事要做，却一件也不曾做。
7月30日，不知怎样的，有些无端的悽楚。
12月17日，今日是四十三岁的生辰。正是壮年努力之期，至少应每半年出书一种。
在这样的心境中，郑振铎还是在年底交出了两篇学术研究文章，一篇是近两万字的《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》[4]，一篇是近三万字的《劫中得书记》（包括一篇长序和八十九则古籍版本提要）[5]。二文皆在他主编的《文学集林》上发表。
此年11月，郑振铎与开明书店的徐调孚创办了《文学集林》，广邀巴金、叶圣陶、丰子恺、李健吾、柯灵、耿济之等名家撰稿，可以说是“孤岛”上最负盛誉的综合型刊物。
郑振铎主编的《文学集林》第一辑，封面左下照片是随政府内迁、此年不幸病逝于云南大姚县的曲学大家吴梅。本期刊发一篇纪念吴梅的文章。
截至1941年6月，《文学集林》共出五辑，由开明书店总经售，除了上海版，刊物并在桂林分店依照上海纸型重印，销量甚佳。抗战时期上海的文艺刊物在大后方同时重印发行的，似乎只此一家。
郑振铎在每辑《文学集林》上都有文章发表，徐调孚说：“郑先生从内地接下这个任务来托我编的。编到第五期，钱完了，就停刊了。”[6]
《文学集林》每辑采用不同的刊名，以书的单行本方式发行，这样就避免了向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登记。万一被查禁没收，牵连不广。这一谨慎做法，后来就证明了其必要性。
郑振铎12月29日记写：“闻《集林》遇劫，为之大惊！”这个时间正是《文学集林》第一辑发行之后，但他日记没有记录此事的下文，查当天报纸，《大公报》《申报》均报道：
【沪日方特务队在租界横行竟搜查协丰印刷店并绑去店主毛树钧】日本特务队员四人，二十九日晨九时许乘汽车至福煦路搜查协丰印刷店，将店主毛树钧绑入汽车，驶往沪西，并搜去该店承印之开明书局《文学集林》及新智书局《国际英文选》两书纸版。[7]
日本特务越权到租界抓捕，立即引起公众关注，租界捕房为此展开调查，发现店主毛树钧经营的印刷所承印《文学集林》等各项书籍，被怀疑其中夹有抗日书籍，致被日人绑架到宪兵总部审问关押。日本特务从《文学集林》等九十二本承印书籍中没能找出“抗日”证据，经过租界捕房和律师的交涉，于1940年1月6日释放了毛树钧[8]。
在“孤岛”上，郑振铎和他的朋友们善于与敌伪周旋，小心谨慎地维护着《鲁迅风》《文学集林》《民族公论》等多种进步刊物的编辑与运行。
“孤岛”束缚了他的自由，然而复杂的斗争环境也激发了他的战斗潜能，同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许觉民说——
孤岛的四周固然布满着豺狼，文化战线上的战士自不能失去警觉，但是租界的特殊位置，却给了孤岛的文化阵地多多少少施展的机遇。困难自然是说不尽的，一种书刊被扑杀了，像孙悟空的七十二变又派生了另一些新的来；某些固定名称的刊物，不时地更换着每期不同书名的丛刊，以避开捕房的追踪。我的感觉是虽然紧张一点，但是在隙缝中抢得到一点“自由”，比国民党地区那种天罗地网式的统治宽松得多。[9]
郑振铎从2月5日开始整理家中书籍，因久不开箱，有许多书都已为蟑螂作根据地了。整理藏书又燃起购书冲动，他每天到四马路及三马路各书肆一行，抑制不住诱惑，每天都会挟一两种古书回家。
5月25日自我反省：“购书之兴，迄未衰，是一大病！爱博不专，尤为不治之症！”但还是继续地买买买。
8月15日的日记又再反省——
书囊无底！因为整理，便感到不够，感到收藏的贫乏，感到有若干必要的书还未购入。不知什么时候才有满足的可能。
1939年，旧家珍藏的各朝各代善本古籍，源源不断地从长江中下游的沦陷区流散到上海，进一步推高了上海古旧书业的行情。
郑振铎日记和《劫中得书记》记录此年他在四马路各书店买到的古籍，多为常熟、杭州、苏州等地藏书家的旧藏。
比如他花五元买下的明刊《琵琶记》，原藏家的扉页识语写于二十八年前：“民国元年六月十八号，同乐之、中甫游永定门。途经琉璃厂，于旧书摊上，以铜元八枚易之。”[10]
这是时任浙江省政府民政厅卫生处处长陈万里的藏书，陈氏当时随军撤退到浙江山区，他杭州家中藏书皆被盗劫，郑振铎还买到陈万里所藏内府钞本曲数种。
上海藏书家也在出售旧藏以济困。晚清重臣李鸿章晚年寓居上海，小儿子李经迈经商有方，20世纪30年代曾建有枕流公寓、丁香花园等上海滩顶级公寓洋房，其藏书楼“望云草堂”亦富藏精善本。
李经迈于1938年去世，其子无意在沪久留，遂将藏书中的珍本卖给汉文渊书店，其余书捐给震旦大学。此批“合肥李氏书”在1939年夏天经汉文渊书店转卖给来青阁[11]，5月21日，郑振铎从来青阁购得二十六种古籍，共一百三十元，当时付了二张支票，“款尚不知如何筹法也”！
接下来一星期，郑振铎沉浸于给新获古书写提要，他欣喜地发现，来青阁这批合肥李氏藏书中最为精者《佛祖统纪》《午梦堂集》，皆入自己手中。
世界书局创始人沈知方1939年9月11日病逝于上海，他的粹芬阁藏书在生前即已散出，此年7月23日，郑振铎日记载他在中国书店，“见沈氏书散出者不少，颇思得之，而苦于有心无力”。
他在《劫中得书记序》中亦记“今岁合肥李氏书、沈氏粹芬阁书散出”，限于财力，郑振铎只购得沈氏书的七八种，其余都被北平的书店网罗而去。沈氏所藏《异梦记》是罕见的善本，郑振铎略一踌躇，书已为“平贾”所攫，携之北去。
1939年，从北平南下的书商（郑振铎称之为“平贾”“平估”）明显增多，来薰阁、修绠堂、富晋书社等六家北平书店来沪设立分店。
7月25日郑振铎记：“赴中国书店等处，四顾几皆为某种人，可惊！”
9月5日，到中国书店等处，“刚到了一批书，已为平估一抢而空”。由于南北汇率的差价，再加上北平的藏书家更多、市场更大，“平贾”在上海收购江南的图籍，打包北去，得利可达三倍以上。“以是南来者益众，日搜括市上。遇好书，必攫以去。诸肆宿藏，为之一空。”[12]
郑振铎《求书日录》历数“平贾”的危害——
而他们所得售之谁何人呢？据他们的相互传说与告诉，大约十之六七是送到哈佛燕京学社和华北交通公司去，以可以得善价也。偶有特殊之书，乃送到北方的诸收藏家，像傅沅叔、董绶经、周叔弢那里去。殿板书和开化纸的书则大抵皆送到伪“满洲国”去。
我觉得：这些兵燹之余的古籍如果全都落在美国人和日本人手里去，将来总有一天，研究中国古学的人也要到外国去留学。这使我异常的苦闷和愤慨！更重要的是，华北交通公司等机关收购的书，都以府县志及有关史料文献者为主体，其居心大不可测。近言之，则资其调查物资，研究地方情形及行军路线；远言之，则足以控制我民族史料及文献于千百世。[13]
原来上海尚有一批兼具财力与眼光的商人藏书家，即郑振铎所说的“有力者”，本地书店收得好书，往往先被这些沪上藏书家所截留。中国通商银行的常务董事谢光甫，“每天下午必到中国书店和来青阁去坐坐，几乎是风雨无阻。他所得到的东西似乎最多且精”[14]。
1939年6月18日，谢氏逝世，郑振铎在日记中感叹：“书友又少一人矣！”在租界工部局当大买办的潘明训，也是古书巨擘，其“宝礼堂”专藏宋元版，陆续收得一百多部宋版书。
潘氏也于此年6月去世，精刊善本失去了这些沪上“有力者”的收购拦截，就会被南下的书贾搜刮之后流向伪北平甚至海外。郑振铎在《劫中得书记》中呼吁：“安得好事且有力者出而挽救劫运于万一乎？”
失去了“有力者”盟友，郑振铎只能挖肉补疮，抵押出售自己藏书，以供拯救文献之资。
日记中记载，6月2日，他整理出二十箱书籍，又有四箱计划押给大银行家叶景葵[15]，计一百二十多种、四百多册，以罕见本、精本书居多。
他在日记中写的估价是“约可得八千余”，发誓“当于最短期内，设法赎回！”但是最后叶氏的估价才二千元。《劫中得书记》说：“先所质于某氏许之精刊善本百二十余种，复催赎甚力。计子母须三千余金。”[16]
也就是说，叶景葵只给郑振铎不到四个月的资金周转期，就催促他尽快赎回抵押古籍，而且还产生了利息一千一百元，最后“子母”（本金加上利息）三千一百元。
1933年1月，郑振铎就曾向叶景葵抵押书籍借得两千元，“周息壹分”，年底时支付了利息款两百元[17]。
1939年的这次借款，叶氏却催促得紧，可能是因为他当时也在谋划着跟郑振铎一样的古籍抢救工程——因鉴于古籍沦亡，“及今罗搜于劫后，方得保存于将来”，此年5月，叶景葵与张元济、陈陶遗发起筹设上海合众图书馆，叶氏自捐财产二十万作为经费，藏书亦捐入馆中[18]。
“平贾”成群抢购，抬高了书价，郑振铎越来越追不上涨价的速度。8月16日记说： “借洋六十元。连同余下之四十元，存入银行，因明天有中国书店之支票一百元，须来兑现也。此款为购买明版《英烈传》[19]者，明刊小说最罕见，故不惜重值购入。然囊中所余不过十元而已，此十元尚须维持家用若干日，不知如何过日子！好书之癖，终于不改，只用自苦耳。”
但是那天下午，他又去中国书店，买书二册，花去三元。8月19日，身上只有一元几角了，第二天为经济问题，妻子与之吵架。日记中说，“对于书的笃好，终于使精神受了无穷尽的苦闷。”
8月22日，郑振铎取得七月份薪水一百余元，不到数天便将用完。9月2日刚把多年苦心搜访的戏曲珍藏卖给北平图书馆，一拿到款项即去叶景葵处赎回抵押的四箱书，售书所得七千元，才三天时间就只剩下数元了。
他在日记中写道——
在“古书”中搬弄，大似猢狲弄棒，且似染上些市估气息，大可自笑，亦自哀也。
毫无节制地购书，引起了家庭矛盾。
郑振铎1928年出版的《家庭的故事》收入一对姊妹篇《风波》和《书之幸运》，故事是连贯的，写一个名叫“仲清”的知识分子家庭的矛盾纠纷。仲清之妻宛眉染上了打牌的癖好，而仲清嗜书如命。仲清对妻子沉溺于打牌十分不满，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，妻子对他还不断地节衣省食甚至借贷购买古书也抱怨不休，两口子时常发生冲突，二人相互约束——
“你少买书，我就少打牌。”
“你不打牌，我也就不买书。”
他们俩常常的这样牵制的互约着，却终于大家都常常的破约，没有遵守着。[20]
郑尔康（郑振铎之子）后来说，仲清和宛眉的人物原型，正是郑振铎本人和他的妻子高君箴，“当作者在写这两个短篇时，与小说中雷同的情节，正在他的家庭中交替发生着呢”[21]。
与大多数上海的中产阶级主妇一样，高君箴酷爱雀战，“在麻将桌前一坐一个通宵也是常事”，郑振铎1939年、1943年的两种日记里，“箴”或者在娘家高宅，或者在张宅及自己家，组牌局“雀战”至深夜。妻子对于“雀戏”的沉溺，正如郑振铎对于买书的沉溺，何尝不是对现实生活的逃避。
然而1939年郑振铎的借钱买书，还是引致了夫妻间的多场争吵。9月5日记：“今日又与箴诟谇，痛苦之至！完全不能了解我的工作性质与兴趣所在。做一个庸碌无脑筋的人，在家庭里一定幸福得多。”
9月中旬，郑振铎向中国书店出售了二批古书，第一批获款一千五百元。他计划再售去几批书，筹集万元以备缓急之用。
从9月至11月中旬的不到三个月时间，郑振铎共购入一百一十种古籍，耗费近三千余元，深感有心无力：“以余之孤军与诸贾竞，得此千百种书，诚亦艰苦备尝矣。”[22]
注释：
[1] 郑振铎《在腐烂着的人们》，《华美》周刊第1卷第49期，1939年1月。
[2] 胡德华《复社与胡仲持》，《上海“孤岛”文学回忆录》上册，第62页。
[3] 《风涛》是郑振铎写明朝东林党人与魏忠贤斗争的短篇历史小说，刊载于1939年7月世界书局出版的《大时代文艺丛书》之六《十人集》，列在第一篇。
[4] 郑振铎《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》，《文学集林》第1辑，1939年，第53—134页。
[5] 郑振铎《劫中得书记》，《文学集林》第2辑，1939年，第39—105页。
[6] 姜德明《徐调孚与“文学集林”丛刊》，《丛刊识小》，南京：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3年，第18页。
[7] 《大公报（香港版）》1939年12月30日，第3版。《申报》1939年12月30日第8版亦有同条报道。
[8] 《华成印刷所主被绑案》，《申报》1940年1月7日，第3版。
[9] 许觉民《孤岛前后期上海书界散记》，《收获》第6期，1999年，第135页。
[10] 郑振铎《劫中得书记》，《西谛书话》，第233—234页。
[11] 同上书，第226页。
[12]同上书，第209页。
[13] 郑振铎《求书日录》，《西谛书话》，第410页。
[14] 1945年郑振铎《求书日录》记：“虽然他已于数年前归道山，但他的所藏至今还完好不缺。”谢光甫藏书在其卒后十年（1949年）散出，多被上海的旧书店拍卖，现上海图书馆、上海师大均有其过藏之书。
[15] 叶景葵（1874—1949），字揆初（一作葵初），光绪二十九年进士，浙江兴业银行、汉冶萍铁厂、中兴煤矿公司等实业的创办人，也是大藏书家。
[16] 郑振铎《〈劫中得书记〉序》，《西谛书话》，第209页。
[17] 柳和城《郑振铎写的两件借据》，《百年书人书楼随笔》，杭州：浙江教育出版社，2017年，第190—192页。
[18] 《创办合众图书馆意见书》：“抗战以来，全国图书馆或呈停顿，或已分散，或罹劫灰。私家藏书亦多流亡，而日、美等国乘其时会，力事搜罗，致数千年固有之文化，坐视其流散，岂不太可惜哉！本馆创办于此时，即应负起保存固有文化之责任。”《叶景葵年谱长编》，柳和城编著，上海：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，2017年，第935页。
[19] 万历版《皇明英烈传》，原为沈氏粹芬阁藏书。
[20] 郑振铎《书之幸运》，《郑振铎全集》第1卷，第23页。
[21] 郑尔康《郑振铎》，北京：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107页。
[22] 郑振铎《〈劫中得书记〉序》，《西谛书话》，第210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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