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周初期,周公制定了包括礼乐制度在内的一系列规范,其中尤以“嫡长子继承制”最为关键。这一制度虽然并非完美无缺,却有效地避免了王位继承过程中权力斗争的激烈消耗,为国家的稳定做出了贡献。在西周的初期至中期,嫡长子继承制一直被严格执行,但局面在西周中期发生了重大转变。当时,周懿王去世后,理应继位的太子姬燮并未继位,反而是周懿王的弟弟姬辟方,历史上称他为“周孝王”,意外登上了王位。
周孝王继位后,励精图治,一度扭转了西周的颓势,恢复了国家的活力与富强,堪称一位雄才大略的君王。然而,令人不解的是,周孝王去世后,王位终于传给了周懿王的亲生儿子姬燮。按照历史记载,周孝王的政绩本应被详细记录和颂扬,但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却仅用简短的几句话带过:“懿王崩,共王弟辟方立,是为孝王。孝王崩,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,是为夷王。”如此简略的记载让人不禁疑惑:为何史书对一位如此出色的君王如此轻描淡写?
周孝王为何能够逆袭篡位?在西周初期,嫡长子继承制已深入人心,宗法制度也非常严密。为何姬辟方能够突破祖制,最终继位呢?这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密切相关。一个朝代往往在经历了150多年的发展后,进入衰落期,西周也不例外。根据《史记·周本纪》的记载,懿王执政时,王室衰败,社会动荡,诗人们纷纷创作讽刺诗篇。《考古学》也通过出土的青铜铭文,揭示了周懿王时期礼仪的松懈和不规范。例如,《訇簋》铭文中提到,诸侯朝拜时没有详细的礼仪过程,显然与以往的隆重仪式相去甚远,甚至王室内的册命仪式也有所简化,周懿王在这方面的做法显然令一些大臣不满。更严重的是,周懿王因为西戎的侵袭而迁都槐里,放弃了原都镐京,导致了王朝的尊严和统治者的权威严重受损。这种决定让不少大臣感到愤怒,认为这是对王室权威的损害。
展开剩余63%在这样的背景下,姬辟方逐渐积蓄力量,谋划着取而代之。而“竹书纪年”记载中提到,懿王在治国理政方面出现了混乱,指令迟滞,甚至连一些地方官员也无法完成其职责。诸侯们不再如过去那样全力支持中央,逐渐出现了离心力。在这种政权动荡的时刻,姬辟方登上了历史舞台,获得了更多支持,最终成为新的君主。“竹书纪年”中提到,“懿王之世,兴居无节,号令不时”,这种局面进一步加剧了王朝内部的分裂,为姬辟方的继位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在西周的宗法体制下,虽然周孝王成功打破了传统的继位顺序,但他的能力与战略眼光同样不可忽视。周孝王在位期间,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和调度,成功恢复了国家的经济与军事实力。比如,他通过封善于养马的非子于秦国,为周朝提供了强大的军事支持,而秦国的兴起正是在周孝王时期奠定了基础。周孝王去世后,历史上称他为“孝王”,也正是对他卓越功绩的肯定。
但令人困惑的是,司马迁为何对周孝王的治国功绩几乎完全回避,只留下简单的“孝王立、孝王崩”来总结其一生呢?从史书的叙述风格来看,司马迁显然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,审视周朝的历史。儒家强调“周礼”,推崇嫡长子继承制,认为这种继承方式有助于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。尤其是在汉武帝时期,“巫蛊之祸”导致太子刘据之死,内部纷争不断,儒家思想开始强调传统和继承秩序,避免历史上的类似事件发生。因此,司马迁可能出于这种历史背景的考虑,特意回避了周孝王的合法性问题,不想在史书中大肆宣扬其违反祖制的行为。
司马迁的做法,也可理解为他出于维护礼制与社会秩序的考虑,他并非有意贬低周孝王的历史地位,而是通过这种简略的记载,避免后代因效仿周孝王的“篡位”行为而产生混乱。虽然这一态度具有其历史的合理性,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,或许显得过于保守。
总的来说,司马迁的史学态度显然是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,他对“贤圣君主”和“暴虐昏君”做出了鲜明的对比。对于那些符合儒家道德标准的君主,如文王、武王、成王等,他进行了深入的评价和肯定;而对于那些失德暴政的君王,如厉王、幽王,则则大加批判。通过这种对比,司马迁意在传达儒家主张“仁义兴邦”的政治理念。因此,司马迁对周孝王的轻描淡写,反映了当时儒家政治思想的影响,而这种做法,未必在历史的长河中是错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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